解码宋代政治史的一条重要路向——评《宋代宰相制度研究》

【读书者说】

(资料图)

作者：王瑞来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）

“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”。规矩为方圆所设，方圆为规矩所限。文明社会是有秩序有规则的社会，各种规则便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人为设置的制度或法律。在我看来，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犹如一座大厦，框架很早便已构筑定型，后来的调整多是在大厦内部对房间格局的调整。中国传统时代的行政制度，无论是三公九卿制，还是三省六部制，都与《周礼》记载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未脱干系。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人与事，而人与事，又是特定时空下的各种制度范围内的人与事。因此，制度史的研究，即制度的考证与复原便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业。

制度史研究除了宏观的整体操作可资利用的基本文献之外，需要从海量的文献中大海捞针和去伪存真。举个小例子，古代文献中常见有万户侯，宋代官员也有封邑的遗存保留，成为一定级别官员的一种荣誉和福利。那么，食实封一户到底给多少钱？几乎就找不到记载。后来我整理《朝野类要》，才知道“每实封一户，随月俸给二十五文”。有些古代的典章制度，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，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，则相当隔膜。其实，繁杂的古代典章制度，稍稍与实施的时代拉开距离，就连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。宋代的典章制度尤为繁冗，不仅是稍稍时过境迁使人忘却，即使是当时处于体制内的官员，如果不是从事跟制度有关的工作，其实也不是十分清楚，而一般官员也懒于去弄清。这些尽管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业，但却不可或缺，学术含金量相当高。对从事这项艰苦作业的学者，值得报以深深的敬意。

就宋代政治制度来看，宏观的整体考证与复原，从韩国申采湜的《宋代官僚制研究》(1981年)、日本梅原郁的《宋代官僚制度研究》(1985年)，到朱瑞熙的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（宋代）》(1996年)，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然而，就具体制度的考证与复原来看，尽管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，依然存在大面积的空白。可喜的是，一直有学者在终日乾乾地从事这项作业。田志光教授就是其中之一，他的《宋代宰相制度研究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）就是长期钻研积累而成的硕果。

诸多合力造成了宋代的士大夫政治，包括延续隋唐五代以来崇文的社会潜流，基于历史教训的重文抑武的朝廷政策取向，科举规模扩大的技术性因素等等。不论以后的政治形势如何，士大夫政治在传统中国产生了超越朝代的影响，在中国知识人的意识深层植入了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遗传基因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贵族政治不同，人们多用北宋宰相文彦博的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这句话，来形容皇帝与士大夫权力共享的宋代政治现实。士大夫是复数，是一个社会阶层，是一个政治集团，位于这个阶层与集团最顶端的就是宰相。这是因为宋代的宰相很少不是士大夫出身的。所以，程颐说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，从这个视点来看，研究宰相这一士大夫政治的龙头便具有了的广泛意义，是解码宋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路向。

田志光对宋代宰相制度的方方面面，都有计划地陆续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。对于宋代宰相制度的考证复原，不仅关注众所周知的“大路货”史料，还钩玄索隐，利用了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前人零星考证成果，这就让复原变得很充实厚重。

在大数据时代，各种数据库的存在让研究者不再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望洋兴叹，数据库延长了人脑的功能，人人都变得博闻强记了。在这种新的研究环境之下，纯粹的资料性考证，学术含金量已经变得很低。论述需要闪耀思想的光芒，而制度的复原考证也需要显现逻辑的力量。观察田志光对宋代宰相制度复原考证的归纳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逻辑的力量。田志光对宋代宰相制度细部的绵密复原考证，为宋代政治史在一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任何制度，从初具雏形到日臻完备，在实施过程中，或微调或巨变，人事因素、地理因素、时代因素，皆综合作用其中。特别是行政制度，与政治变化息息相关。观察宋代宰相制度的演变，这种印象尤为强烈。因此，包括研究制度在内的一切历史，都不能抽去特定的背景去静止考察。制度史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，与政治史、经济史、文化史、军事史等相关多学科实现“量子纠缠”，从动中求静。

跟宋代的宰相制度有关，政治与制度纠缠的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元丰改制。元丰改制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看，使北宋施行了百年以上的中书门下决策体制发生了巨变。改革的始初推力之一，不能说不是出于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意志。憧憬唐朝官制的神宗决意要回归“中书取旨，门下审覆，尚书受而行之”这样《唐六典》所规定的轨道上去。不能否认，这一充满反馈机制的决策程序，是一种近乎理想的程序。因此，在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政治环境下，士大夫认可并接受了主要出于皇帝意志的官制改革设想，并具体付诸实施。

跟《周礼》的官制设计一样，三省制其实也是一种理想化的静态设计，犹如在无菌状态下实施手术。理想的制度一旦付诸实践，加入了人的活动因素，便增加了很大的变数。正是这些变数让理想的制度变形、扭曲，无形中遵循力学原理，为强力所牵引。

元丰改制实施的一个特殊背景便是充满争议的王安石变法。一个理想化的制度投入到多菌而活跃的党争背景之下，其施行状态可想而知。士大夫政治的模式是君臣共治。各种政治力量获取皇帝的支持至关重要。元丰改制后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之任。左尊于右，左仆射为首相，右仆射为次相。于是，一个怪现象便出现了，由于右仆射带中书侍郎，有取旨之权，也就是有跟皇帝商议之便，形成次相实际权重于首相的局面。副相中的中书侍郎，也比门下侍郎有权。

在改制之初，王珪为左仆射，蔡确为右仆射，蔡确实权在握。尽管有三省同进呈取旨的规定，但为蔡确所阻挠，从而实际形成了中书单独取旨的形态。王珪死后，蔡确成为左仆射，韩缜成为右仆射。蔡确明升暗降，失去实权。在党争的背景下，权重的中书侍郎成为各派角逐的对象，看重的是中书省单独取旨权。

理想的制度为党争所利用。神宗去世后，实行的五年的“中书取旨，门下审覆，尚书受而行之”被事实上废止，实行三省同进拟同取旨。这实际上又回归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决策体制上去了。

神宗执着于三省制是对唐朝制度的误读。“中书取旨，门下审覆，尚书受而行之”，只是停留于《唐六典》书面上的制度设计。按吕公著所言，“唐太宗用隋制，以三省长官共议国政，事无不总，不专治本省事”。可见，《唐六典》的设计并未实际施行，而入宋后的中书门下决策体制，则正是对实际唐制的沿袭。

然而，尽管后来又实行三省同进拟同取旨，元丰改制毕竟造成了中书省权重的势态，因此作为宰相都希望把持住中书侍郎的头衔。到了元祐四年，吕公著还有这样的表示。后来，设置平章军国重事和平章军国事，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中书省独大进行超越。

元丰改制，对中央决策机制造成了一定的紊乱，也给党争提供了利用的机会。因此，司马光临死写下“乞合中书、门下两省为一”的奏章，他要求说：“欲乞依旧令中书、门下通同职业，以都堂为政事堂，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，已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，其余并令中书、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。事大则进呈取旨降敕札，事小则直批状指挥，一如旧日中书门下故事。”

中书门下都堂合议制，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。北宋承袭唐制，实行了一百多年，在元丰改制一时变更之后，又不得不恢复，而到了南宋则成为不易之制。北宋后期蔡京效仿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，通过另外设置都省讲议司，超越三省，攫取了最高权力。这些对于三省制和中书门下制来说，都是一种变例。但蔡京的长期专权，无疑成为嗣后南宋权相的榜样。蔡京开创的是权相的祖宗法。元丰决策体制改革，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无论理想还是现实，遵循事物自身规律，顺其自然，方可行远。

田志光在宋代宰相制度研究这片园地辛勤耕作多年，成果累累。早在2013年就出版有31万字的专著《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》。这部专著得到宋史学界较高评价，荣获中国宋史研究会的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。经过几年的积累，又有了这部《宋代宰相制度研究》的力作。

“功夫在诗外”。作为宋史学界为数不多的专注于宋代宰相制度研究的学者，我期待田志光在扎实的制度史训练的功底之上，将制度史与政治史嫁接，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，把制度的演变作为事件史，洞察演变背后的人的因素、事的经纬、时的缘由、地的制约。依托制度史，跳出制度史，考察动态历史中跟制度关联的政治事项。以制度史研究锻炼出的逻辑能力，让历史研究显现更多的思想魅力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07月08日 12版）

来源：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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